银河吹笙1
![]()
“第一欲女”，将自己和3000名男人交往的经历，写成一本书，轰动全国，但两年后，她却在香港去上海的邮轮上，跳海自杀了。
1900年的台山，余美颜生在典当商家里，母亲是读过书的女性，没让她裹小脚，反而教她读洋文、看西书。那些书里写的“女性也能有自己的想法”“爱情该是两个人平等的事”，像颗种子落进她心里——那时的姑娘们还在学“三从四德”，她却在日记里写“女人不该只围着灶台转”，母亲见了直叹气：“这丫头怕是要惹祸。”
十七岁那年，她在运动会上穿泳衣游泳，成了全县的“奇事”。开平县的谭家少爷看上她，家里觉得“富商配读过书的姑娘，门当户对”，就把她嫁了。新婚时丈夫待她不错，可没过多久，丈夫要去海外做生意，临走前她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能帮你翻译洋文。”可婆婆把脸一沉：“女人家抛头露面像什么话？在家好好待着。”
丈夫走了，一开始还写信，后来信越来越少，最后干脆没了音信。婆婆天天盯着她：“洗衣做饭都做不好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”小姑子更尖酸：“怕是嫌弃我们家，想跑吧？”她躲在房里哭，想起书里说的“婚姻该是平等的”，可现实里，她连跟丈夫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。她回娘家求父母：“我不想过这种日子了。”父亲把烟杆往桌上一拍：“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谭家有钱有势，多少人羡慕，你还不知足？”
那天晚上，她收拾了个小包袱，趁着月色跑了。她想：去广州，去上海，去那些书里写的大城市，总能找个能容下“想自己活”的女人的地方。可刚到广州，就撞上了乱子——前海军总长程璧光遇刺，街上戒严，警察见她穿着学生装，不像普通妇人，又没带身份证明，直接把她抓进了拘留所。
她在里面哭着说自己是台山来的，可没人信。后来还是当县长的姨父听说了，托人把她保出来。父亲来接她时，脸黑得像锅底：“丢人现眼的东西！”直接把她送进了习艺所，说是“让你学学规矩”。那地方关的都是“不守本分”的女人，每天纺线、做活，管事的骂她：“读洋书读傻了？女人就该乖乖听话！”她蹲在角落里，看着墙上的“妇道”两个字，突然觉得，自己好像从来没真正活过。
从习艺所出来后，她去了香港、上海。她想找份工作，可人家见她是“从习艺所出来的”，又没丈夫跟着，都摇头。她遇见的男人，有的说“跟我吧，我养你”，有的盯着她的脸说“你这样的女人，就该找点乐子”。她突然觉得好笑：原来在他们眼里，女人要么是“乖乖听话的工具”，要么是“寻欢作乐的玩物”，就没人问过她到底想要什么。
后来她写了本《摩登情书》，没写那些男人的名字，只写了自己的疑问：“为什么女人想自己过日子就是错？为什么说‘平等’会被骂‘疯癫’？”书印出来，有人骂她“不知廉耻”，也有偷偷看的姑娘给她写信：“姐姐，我也想离开婆家，可我不敢。”她把那些信收在箱子里，夜里翻出来看，眼泪掉在信纸上。
1928年春天，她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。站在甲板上，海风吹着她的头发，她想起十七岁那年在运动会上游泳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她以为游得快就能追上自由。可这么多年过去，她游过了婚姻的河，游过了世俗的冷眼，游过了那么多人的目光，却好像还是困在原地。
船开了，她把那箱信和书放在船舱里，自己走到船尾。海浪拍打着船身，像无数个声音在问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她笑了笑，纵身跳了下去。那天的海，蓝得像她小时候读过的书里，写的“没有束缚的天空”。
总结：余美颜的故事，是那个年代无数想“为自己活”的女性的缩影。她读了书，见了更大的世界，却困在“女人该怎么样”的牢笼里。她以为逃离和对抗能找到自由，却没发现，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跟世界硬碰硬，而是被理解、被尊重的权利。她的悲剧，藏着一个时代对女性的亏欠——当一个女人连“想好好活”都要被骂“疯癫”，那不是她的错，是那个时代的遗憾。
参考文献：
凤群著.五邑奇女子悲剧的银幕呈现 绿风景 侨乡民国电影人与当代作家.
2014
红色玫瑰著.余美颜：阅男三千的身体写作者 上一站民国 民国娘儿. 2011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