昌黎散人
1970年，一个中年妇女在身上绑了5个酱油瓶，在海上漂了10个小时，终于抵达了香港!可刚上岸就碰到了警察，因为害怕被遣返回大陆，中年妇女又逃往美国...
这妇女叫王桂兰，那年58岁，老家在广东台山。要说她为啥豁出命往香港跑？全是被“成分”逼的。她男人原是村里的小学老师，1966年那年头，就因为说了句“课本里的字印得有点歪”，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关进去没半年就没了。男人没了，她带着12岁的女儿小花成了“黑五类家属”，村里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——白天被拉去批斗，晚上回破屋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小花上学还被同学扔石头，骂“小反革命崽子”。
桂兰夜里抱着小花哭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走！去哪都行，只要能让小花过几天安生日子。她听村里跑出去的人说，香港遍地是黄金，只要能到那儿，洗碗都能吃饱饭。可那时候大陆和香港隔着条宽宽的海，哪有正经路子出去？她一个寡妇，没钱没门路，只能自己琢磨。
有天她去供销社打酱油，看着空瓶子飘在水缸里沉不下去，忽然一拍大腿：这玩意儿能浮着！她想起以前听渔民说过，木头绑身上能漂着过海，酱油瓶不也一样？她偷偷攒了半年，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酱油瓶、醋瓶全留着，又找补鞋匠要了几尺旧轮胎皮，剪成条，打算把瓶子绑身上。出发前三天，她把小花的小棉袄里絮的棉花拆出来，缝了个贴身的小布袋，装了仅有的五斤粮票和一把磨尖的剪刀——她想，万一碰上水蛇，还能自卫。
动身那晚是个阴天，没月亮。桂兰揣着小花，摸到村东头的红树林，那儿离入海口近。她把五个酱油瓶灌满煤油（比空瓶浮力大，还能防点水），用轮胎皮条死死绑在腰上，又把小花用布带绑在自己背上，小花吓得直哆嗦，她咬着牙说：“花儿别怕，到了那边，娘给你买糖吃。” 说完就抱着小花跳进了海里。
海水凉得像冰，桂兰一下去就打了个寒颤。她不会游泳，全靠腰上的酱油瓶拽着，手脚乱扑腾。夜里的海黑黢黢的，只有远处偶尔过船的灯一闪而过。小花在背上哭累了，迷迷糊糊睡过去，口水蹭了她一脖子。她不敢停，怕一停就沉下去，就那么漂着，腰上的皮条勒得肉生疼，好几次她都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，可一摸背上小花温热的小脑袋，又咬紧牙往前划。
漂到后半夜，她看见远处有星星点点的光，渔民说过，那是香港的灯。她来了劲，手脚划得更欢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她腰上的一个酱油瓶绳子松了，瓶子“咕咚”沉了下去！她心里一紧，赶紧用手去捞，可哪捞得着？少了个瓶子，身子一下歪了，差点翻过去。她赶紧把剩下四个瓶子往中间勒了勒，蜷着身子尽量保持平衡，就这么又漂了三个多小时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脚终于踩到了软软的泥地——她上岸了！
她瘫在沙滩上，大口喘气，小花也醒了，揉着眼睛问：“娘，到了吗？” 她刚想点头，就听见远处传来“呜哇呜哇”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正往这边跑！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——坏了，被发现了！她顾不上累，拉起小花就往旁边的灌木丛里钻，警察在后面喊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！” 她哪敢停，抱着小花连滚带爬跑了半里地，直到听不到警笛声才敢停下。
她原以为村里那个跑出去的人会在码头接应她，可左等右等，人影都没有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人早就被香港警察抓了。她身上一分钱没有，小花饿得直哭，她只能去垃圾桶里捡别人剩下的面包屑。在香港躲了半个月，天天提心吊胆，怕被警察抓住送回去，她听说美国管得松，能活命，就咬咬牙，找到一个说能“带过人”的蛇头，把身上最后一点粮票换了钱，跟着十几个陌生人挤在一艘破渔船的货舱里，又漂了十几天，才到了美国旧金山。
到了美国，她一句英文不会说，只能在唐人街打转。幸好她年轻时跟娘学过做布鞋，就在街边摆了个小摊，给人纳鞋底、补鞋。小花白天在唐人街的中文学校上学，晚上帮她看摊子。日子苦得很，冬天没暖气，娘俩就挤在一个四面漏风的小阁楼里，盖着捡来的旧大衣。可桂兰觉得，只要不挨批斗，能让小花安安稳稳上学，就值了。
后来小花长大了，嫁了个开中餐馆的福建人，桂兰就去餐馆帮工，洗碗、择菜，一干就是二十年。1995年，她总算拿到了绿卡，那年她83岁，手都因为常年泡水肿得变形了，可她看着绿卡上自己的照片，咧着嘴笑了，眼泪却掉了下来。
晚年的桂兰跟着小花住在纽约，孙子都上大学了。她没事就坐在门口晒太阳，手里总摩挲着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——那是她当年漂海时没沉的一个酱油瓶，瓶身上的“生抽”两个字早就磨没了，可她宝贝得很。有时候孙子问她：“奶奶，这破瓶子留着干啥？” 她就叹口气说：“这瓶子啊，救过我和你妈两条命呢……”
2008年，桂兰在睡梦中走了，享年96岁。小花按照她的遗愿，把那个酱油瓶和她葬在了一起。墓碑上没刻啥轰轰烈烈的话，就写着：“王桂兰，1912-2008，一个爱女儿的娘。”
